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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60）尽管财产权利保护是一种非常值得的、可以增加积累财富的投资，但保护财产权利的成本花费还是相当高的。

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事物的逻辑恰恰相反，正是在社会规范和义务衰落的地方才产生了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权利恰恰是对道德崩溃的一种适当反应而不是导致了道德崩溃。一、权利常识与权利思维正如霍姆斯和孙斯坦所说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天然地认为，弘扬权利就必然要排斥政府，政府乃是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的最大天敌，它们在根本上似乎就是水火不相容的。

[2]（P205）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契约能够得到维持，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即所有的有影响的经济、种族、宗教团体相信，他们在被尊重和大体公正地被对待，或者至少，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合作、协作与自我克制而获得明显的回报。[2]（P168）相反，当有益的社会规范运转良好的时候，法律规制常常被证明是不必要的。[2]（P219）六、私人自由的公共特性在上述一系列的论证之后，霍姆斯和孙斯坦总结说，一种更为恰当的对待权利的进路具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私人自由具有公共成本。他们总结说，权利的确认，能够成为依赖、自怜和缺乏进取心的助燃剂。政府制定（laydown）占有规则，这种规则指明了谁占有什么以及特殊的个人如何要求得到特殊的占有权利。

[2]（P164）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当然就是权利损害了道德、甚至促使社会道德崩溃。在其尚未正式出版之时即获如潮好评，正式出版之时其封面、扉页和封底也选载了部分书评。也就是说，无论是消极的权利还是积极的权利，其真正得到保护都自始至终离不开公共资源的投入，离不开政府的积极行动，所以，所有在法律上得到强制执行的权利都必然是积极的权利。

这些文化意义上的批评特别担心的是权利的授予引导人们、特别是引导那些最少受益的人们，把他们作为受害者来考虑，并特别去寻求得到政府的救济和保护。那就是把直接投入到某种权利保护上的私人成本与公共（预算）成本称为直接成本，而把为了保护某种权利而不能不投入到另外的相关设施上的成本称为间接成本———比如在南非为了保护通过废除臭名昭著的通行法（passlaw）而使人们获得的迁徙自由权利，政府就必须支出建造城市基础设施———供水、污水处理系统、学校、医院等等所花费的公共成本。有些人认为，那些贫穷的国家能够负担得起以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为核心的第一代权利的费用而负担不起以福利权利为核心的第二代权利的费用，更负担不起新近出现的第三代权利的费用，因为，第一代权利不需要付费而第二代权利和第三代权利却是必须付费的、而且费用高昂。[2]（P220）权利具有成本，意味着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始终伴随着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实际使用。

在联邦和州的层面上，法院和立法机构经常性地在创造和重新调整法律规则，这些规则给予权利以意义，同时，它们也在一再指明和重新指明这些规则的不同的例外。相反，历史证据表明，无权利是最有可能播下个人性的和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种子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权利恰恰是政府在交换普通公民负责任地支付的税收收入中必须作为回应而给予的公共服务。[2]（P222）正因为权利具有成本，需要公共资源的投入，所以，权利的制度设计，就不能不考虑公共资源的实际状况，无论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还是通过司法的形式进行的权利演进都必然要考虑或者要受到社会财富或者公共资源的总量的影响，而权利的行使或者强制执行更是必然要随着每一年都不相同的预算的限制。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得到保护的那些权利是由自由的民主国家在最广泛的值得赞赏的公共服务来传递的。这不仅仅对于那些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获得医疗照顾的权利以及获得食物券的权利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那些获得私人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免受警察滥用权力的豁免的权利、契约自由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当然还有那些具有美国传统特征的全部华丽外观的权利也是真实的。

权利总是要求或者暗示着一种财政性的平衡。（二）从交易和成本的角度来看，权利保护的核心在于寻求权利的适当平衡。在通常情况下，权利的行使或者权利的真正享有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公共资源的，或者说，权利的享有与权利的行使必然要依靠政府来组织和动员公共资源予以保障。宪法保护个人免受私人行为的干涉，惟有在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授权、鼓励或者主持这种行为，或者政府至关重要的介入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发生。

没有有效的政府，美国公民就将不能按照他们所通常乐意的方式享用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也的确只会享受到很少甚至根本就享受不到他们的由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在通常情况下，大凡论述这类主题的学术著作一般都是非常晦涩难懂和相当冗长的，读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在沉重的思想重负之中完成一次思想的历练与探险。

没有任何其强制执行是以纳税人的贡献的一种有选择的花费的权利，最终能够由司法部门在不考虑由政府的其它承担最终责任的部门的预算后果的情况下单边地加以保护的。而在其不能强制执行的意义上，法律权利是空洞的。

假如国库是空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为美国人所认为有价值的单独的权利能够得到可靠的强制执行。[2]（P159）（三）权利乃是对道德崩溃的一种反应。但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问题，权利是处于重要的依赖背景的考虑之中的。[2]（P139）他们说，当被解释为作为消极地免于政府的影响或者非谈判性的主张的时候，权利可能确实变成了不负责任的公式。把法律撇开，所有的财产权也都会停止。一个公正的社会就要试图保证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合理的机会，也要确保没有一个人掉到一种体面的生活水准之下。

确实，它远比比喻意味得更多，作为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或者历史性的事物，许多权利把其起源追溯到了寻求合作或者至少与他人和平共存的不同的人们中间的讨价还价。但这种观点和主张明显存在逻辑缺陷。

[2]（P13—14）这几乎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对权利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全部见解。（三）权利的现实主义思维路径选择。

在这种论证中，作者突出了如下观点：（一）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二分法是不适当的。[2]（P195）他们说，在这种意义上，财产权利代表了一种对公共资源的选择性适用，不仅仅是为了鼓励在所有方面的自我克制———政府必须克制没收而私人所有者必须克制藏匿财产和通过暴力或者欺诈的手段来获得财产———而且也从政府和私人性的个人双方的创造性活动中抽取出了一些新的形式。

而福利权利，即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为所有的孩子提供教育，保证穷人获得食物、居所、得体的健康照顾以及雇佣机会等，大体上能够改变那种‘所有的美国人的可靠的权利都排他性地属于富人的腐蚀性的印象，因此，虽然有过分简单化的危险，但财产所有者的私人权利的公共保护能够被理解为如下类型的交易：政府首先设立（laydown）、解释和强制执行那些分配财产给一些特殊的个人的规则，然后它提供给所有者占有财产的保障以换取政治支持和稳定的税收收入。因此，把权利二分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就深深地在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中扎下了根。[2]（P140）他们认为，实际上，在自由的权利微弱地得到强制执行的社会———也就是陌生人之间的掠夺性行为大量存在的地方———是不会见到社会责任的繁荣的。除非社会集中其资源并以一种精明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来阻止和救济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个人的自由是不能够得到保护的。

如果财产所有人被劝说他们的占有权利在其政府简单地离开人们的视线的时候得到了完美的保护，他们可能也低估了他们的个人自由是如何完全依靠社会的贡献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即美国人生活在合作的规范之中，而这些规范又普遍深入地在鼓励着人们通过贡献少量的时间和劳动到惟有当绝大多数人都作出这样的贡献的时候才能够取得成功的那些计划之中而做自己份内的事情，那么，权利主张甚至就不会产生。

反垄断法的强制执行也非常关键。作为由国家来创造和维系的以限制或者救济其受到的伤害的能力，根据定义，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权利，乃是‘法律之子。

作为以强化个人的和集体的福利为目标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所有的法律权利，包括宪法性权利，都预示着有关如何把那些给定的稀缺资源最有效率地输送给变化着的问题与在身边的机会的政治决定（可能有所不同）。[2]（P116）具体来说，个人的福利和社会的福利都会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免于不合理的搜查和查封的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促进。

这不是一种道德的考虑。[2]（P168—169）换一句话说，当道德劝说的各种努力失败的时候，权利很可能会被作为替代品而产生。他们描述说，在西汉普顿大火发生后的相当短的时间之内，纽约地方、州和联邦的各种力量都赶来参加灭火。[2]（P19）于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权利实际上就是那些能够通过使用各种政府工具而被个人或者团体加以可靠保护的重要的利益。

言论自由是一个具有启迪意义的例子。在这样的框架之中，一种利益要具有成为一种权利的资格，仅当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通过使用集体的资源来保卫它，并把它作为权利对待。

这对于旧的权利和新的权利，罗斯福实行新政之前的权利和实行新政之后的权利，都是真实的。（一）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权利都在促进着社会的稳定。

强制执行权利是昂贵的，尤其是统一而公平的强制执行。我们所极其珍视的私人领域是由公共行动来维系甚至创造的。